宋代大儒朱熹“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3)，让学生研讨历史的兴亡与得失。“武侯初见先主”而有《隆中对》。《隆中对》却是上述诸对策中唯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的对策。《隆中对》得失研讨的价值却超过其他对策。唯其阶段性目标曾一度实现，其间必然有得;亦唯最终目标未能完成，其间必然有失。至於得失之间如何斟酌，正如同面对历史本身，令人充满困惑又充满魅力。正因为如此，关於《隆中对》得失的研讨，对於战略思维的启迪大有裨益。

本章仅就这个文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得失，做一检讨;无可回避地，对评价《隆中对》得失的主要观点的得失，做一评述。(4)

千古以来，对《隆中对》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褒之者赞之为高明的战策，贬之者则谓之有“内在的缺陷”。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诸葛亮在对策时准确地预言了未来的趋势。虽然诸葛亮是在时隔整整二十年后的《出师表》中才提到“今天下三分”，而在隆中对策时只字未提“三分”之类的字眼，但在对策中，诸葛亮分析了北方的曹操集团，断言“此诚不可与争锋”;分析了江东的孙权集团，指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剩下的就是刘备集团应该去争取实现的“跨有荆益”。这样，在汉末的政治地图上，三足鼎立的态势似已隐然成形。此后的局势也基本上是朝着这个图景演进。因此，后世以诸葛亮的这段分析称誉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形势的判断符合实际情况，这种称誉尚属允当。

至若有论者见后来三国鼎立，而赞誉诸葛亮未出隆中即已预见天下三分，似乎后来三个政权的鼎立，早在诸葛亮的预见之中，这却是不当的称誉。三国鼎立只是复兴汉室的事业未能完成而留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隆中对策时的目标。这涉及严肃的政治名分问题。即使是在二十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今天下三分”，下文说到蜀汉政权的现状时，也是说“益州疲弊”，称“益州”而不是称“汉”，更不是称“蜀汉”。诸葛亮这样表述是将蜀汉政权当前的统治区域置於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的完整框架之中。 这意味着，蜀汉的统治虽仅及益州一州，天下尚未一统，但这只是一种临时状态。那么，诸葛亮所说的“今天下三分”，只是对当时三种政治势力分据天下这样一种政治现状的描述，而不是指三个政权并立。三国鼎立是一种历史表述，“天下三分”则是一种政治表述;一如“蜀汉”是一种历史表述，“汉”才是那个政权的称号。从政治上讲，二者不能相混。(5)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建兴五年(227年)，其时，诸葛亮并不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困扰。蜀汉以“汉贼不两立”之故，对曹魏当然不承认，孙权当时还没有称帝。因此，并不存在三个政权并立的问题。蜀汉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尴尬，是在孙权称帝之后。孙权称帝，“以并尊二帝来告”，并以共订盟约来巩固联盟。孙刘双方为“求掎角之援”，都需要这个联盟;但孙权还企望以蜀汉对他帝位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蜀汉内部为此曾有过争议。诸葛亮也认为孙权称帝确属“僭逆”，但出於“应权通变”，对孙权“略其衅情”，最后裁示，“权僭之罪，未宜明也”(6)。这意味着，他对孙权称帝实际上不承认，但为了维持联盟而不公开否认。因此，若以后来三国鼎立的既成事实，而回溯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的形势分析，以此来赞誉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可以说是完全曲解了诸葛亮的政治抱负。

如果说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前半截的历史，那么，批评《隆中对》的人则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后半截的历史。